他是钱学森十分欣赏的年轻人，也是“北斗”“嫦娥”的总设计师。他的一生只为大国重器！

“喂，天宫二号吗？你的快递到了！”

两个月前，在天上，中国首个货运飞船天舟一号和空间实验室天宫二号完成对接。在地上，中国网友集体化身段子手，管天舟一号叫“太空快递员”，语气又萌又傲娇。

换作从前，人们为大国重器傲娇的方式，是涌向天安门广场。比如，1970年4月25日，新华社发布了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升空的消息，“消息报出来没10分钟，天安门广场已是人山人海，等我要去天安门广场的时候，挤都挤不进去”。这个挤不进去的中年人，就是负责人造卫星总体设计工作的孙家栋。

中年人已是满头华发，但换来了天上的星斗璀璨。“东方红”“北斗”“嫦娥”……在中国自主研发的前100个航天飞行器中，有34个由孙家栋担任技术负责人、总设计师或工程总师。

要采访这样的科技泰斗，绝非易事。谦逊，不喜抛头露面，躲着聚光灯走，是他们的特点；忙，七八十岁还醉心科研，连轴转，也是他们的特点。然而一听说我们要写孙家栋，一个个科技大咖都立刻放下手头的工作：“哎呀，孙老总啊，就应该多说说他！”在起初的几个月里，我们寻不见孙家栋的人，却处处耳闻孙家栋的事。

2017年4月27日，孙家栋在北京接受本刊专访。（本刊记者 侯欣颖/摄）

“我搞航天，是孙家栋领进门的”

欧阳自远的名字，随着“嫦娥工程”而妇孺皆知。可一见面，他就爽朗地说：“我不喜欢别人称我‘嫦娥之父’。我不懂航天，读书时学的是地质；我搞航天，是孙家栋领进门的。”

他们的故事，从2000年开始。欧阳自远想探月，但不知道中国在技术上有没有可行性。他找到时任国防科工委副主任栾恩杰，讲了探月的构想。栾恩杰说：“我给你介绍一个人，搞探月，你得把他拽进来。”

“谁啊？”

“孙家栋！你去跟他详详细细汇报。”

欧阳自远跑到了孙家栋的办公室，一谈就是两个上午。每一步构想、每一个目标，孙家栋都问得非常仔细。“谈完后，孙家栋说，咱们这辈子怎么也得把这个事干成。他有这么大的决心！”

这是科学家欧阳自远和工程师孙家栋的第一次相见，也是一种境界与另一种境界的相遇。“科学家的境界，是要做单枪匹马、潜心研究的英雄，就像陈景润那样。”认识了孙家栋，欧阳自远才发现工程师和科学家不一样，“工程师是投身一个团队，讲集体英雄主义”。

“探月工程立项后，孙家栋对我说：‘欧阳，我是给你打工的。’我说：‘你胡说八道，我对航天一窍不通，我给你打工还差不多！’他就笑：‘嫦娥一号能不能到达月亮，这是我的活，到不了，你唯我是问。但是到了月亮以后，该看什么、该拿什么，就轮到我一窍不通了。我把你的眼睛、你的手伸到月亮上去，后边一切事，归你。’别看说起来简单，把嫦娥一号送到月球，需要哪些关键技术？哪些单位和个人牵头参与？阶段性目标和时间表怎么定？……事情千头万绪，他操心死了！”

欧阳自远边听边学习，渐渐进入航天这个领域，也彻底走进了一个团队。“现在，我觉得一切成功，都是靠集体英雄主义，而不是哪一个人的功劳。”

最刻骨铭心的事，当然是2007年11月5日。“我们最操心的不是发射，而是嫦娥一号到了月球附近后，是否能被月球捕获，以前美国和苏联失败最多的就是这一步。嫦娥一号发射出去，走了13天14小时19分钟，终于到了这个时间节点，我和孙家栋坐立不安，一直在问测控数据。最后一下，汇报说：‘抓住了！’我俩说，再验证一下，几点几分几秒在哪个位置抓住的。之后再校准一次，又校准一次，确认，真的抓住了！我俩抱起来痛哭。”

那一刻，孙家栋78岁，欧阳自远72岁。

2007年11月5日，嫦娥一号成功入轨。孙家栋与欧阳自远激动相拥。

“钱学森是我的恩师”

“为什么会哭呢？”几个月后，我们终于等到了孙家栋，坐在他面前，好奇地问。

孙家栋坐在沙发一角，一只手紧握身旁一个巨大月球仪的轴——这只月球仪是按照嫦娥一号采集的数据绘制的。他微笑：“我是经历过旧社会的人，那时什么东西前面都要带个‘洋’字，因为我们自己生产不了。结果几十年时间，我们国家就能发射自己的航天飞行器到月球，实在太不容易了。当时我就是想到了这些。”

在孙家栋的人生里，引领他的那个名字，是钱学森。今天提到这个名字，88岁的孙家栋还掷地有声地说：“恩师！绝对是我的恩师啊！”

1958年，从苏联学成归国的孙家栋被分配到国防部五院一分院导弹总体设计部，院长正是钱学森。

这是青年学生们和大科学家的相遇。青年学生很紧张，早就听说钱学森的大名，连guided missile这个词，一会被译作“飞弹”，一会被译作“带引导的弹”，最后还是钱学森准确译为“导弹”。可自己专业不对口，学飞机的，能干导弹吗？见了面，连话都不敢说。大科学家却很谦逊，对青年学生们说，你们在一线，比我强多了，你们先说说吧。这帮年轻人，有学力学的、数学的、化学的、文史的……五花八门，大科学家便当起先生，自己编教学大纲，自己讲《导弹概论》，还邀请庄逢甘、梁守槃、朱正等人来担任讲师。

孙家栋跟着钱学森做了近10年导弹。1967年7月29日午后，正是一年中最热的光景，孙家栋趴在桌子上进行导弹设计。他担心汗水打湿设计图，特意围了毛巾在脖子上。门被敲响了，是一位国防科工委的同志，告诉他，钱学森已向聂荣臻推荐他负责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总体设计工作。

那一年，他才38岁。距离今天正好50年。

1974年11月5日，由孙家栋担任技术负责人的中国第一颗返回式遥感卫星在升空后20秒爆炸。“我跑出地下室，只看见沙漠里一片火海，整个脑子一片空白，痛哭起来。”11月的沙漠多冷啊，整整三天三夜，孙家栋和同事在滴水成冰的沙漠里，一寸一寸地找火箭的残骸，把所有的螺丝钉、小铜块、小线头一点点收集起来，查找事故原因。最终发现是火箭控制系统内的一小段导线，在火箭发射时受到剧烈震动断开了。“一个裂痕就牵扯到整个航天产品的成败，这个教训太深刻了！”就像恩师钱学森当初所做的那样，孙家栋承担了失败的责任。“从此我们就狠抓质量，逐步建立起一套完整严格的质量管理系统。”

2009年3月，钱学森送了一封生日贺信给“我当年十分欣赏的一位年轻人”。工作人员按照要求拟好，钱学森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感慨道：“在我眼里，他还是一位28岁的年轻人呢！”这封生日贺信的收件人，就是即将满80岁的孙家栋。7个月后，钱学森与世长辞。

孙家栋（左二）和夫人魏素萍（右一）去探望恩师钱学森（右二）和师母蒋英（左一）。

“我会对共享单车说，你还是用‘北斗’好。”

听孙家栋讲述，很少听到他说“我”，总是说“我们”。

“国家授予‘两弹一星’元勋奖章，激动吗？激动。但这个奖章不是个人的，是我们航天的。”

“我们航天这片沃土很好，只要进来一个年轻人，就能受到我们队伍的感染，一步一个脚印发展得很好。”

“我们航天啊，也有日子难过的时候。”

他说的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造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航天院收入很低。印象最深的是诺基亚公司这样的外企，开着大轿车，跑到航天院的对面，挂出招聘的大牌子。“年轻人去了，临走跟我讲：我很热爱航天事业，可现在连请女朋友吃几顿饭都请不起。”孙家栋听得心里难受。

如今，航天人员的待遇大有好转。孙家栋再跟刚毕业的年轻人谈话，他们说：“孙老总，我们航天现在收入可以了！中等收入，但我的荣誉感非常强，这是去外企的同学比不了的。”

1994年，北斗导航卫星工程启动，孙家栋担任工程总师。第二年，一位年轻的女工程师周建华加入“北斗”：“第一次和孙老总见面时，我小心翼翼地，他可是航天泰斗啊！但多接触几次后，我就不绷着神经了。他实在平易近人，我们遇到任何困难，都会帮我们想办法。他让我们放开做，大胆想，不要有后顾之忧，出了问题他负责。”

这样的场景何其熟悉，恍如当年钱学森与孙家栋的翻版。我们忍不住问周建华：“您觉得这是传承吗？”周建华想了一下，笃定地回答：“是传承！”如今，她已是北斗二号地面运控系统总师。

2014年，孙家栋从待了20年的“北斗”总设计师位置上退下来。“让年轻人放心地干”，不再管“天上的事”。“我去搞地面的事，就说共享单车吧。这些单车有一个重要的环节，要用天上的信号给它导航。地面信息传递的时候，我这辆车到哪了，用的是天上的信号。北京这几家，有的用美国GPS，有的用我们‘北斗’，这是企业的自主决定。但我每次出去，一定要告诉他们：你还是用‘北斗’好！”他哈哈大笑起来。

共享单车平台ofo小黄车宣布与卫星导航系统北斗导航达成战略合作。孙家栋在采访中笑道：“最近黄牌儿给我打了电话，我准备去一趟了。”

另一种“我们”

孙家栋如今还为航天的年轻人“脱不了单”犯愁。“他们太忙了，每天要工作近20个小时，根本没时间。”

“您当初是怎么‘脱单’的？”

孙家栋一愣，继而哈哈大笑：“我从苏联回来后已是大龄青年了，也是工作忙，顾不上。有一次去我同学那儿借相机，结果他拿出一张照片给我看，上面是他夫人在哈尔滨医科大学的同学，叫魏素萍，也就是我现在的妻子。”

魏素萍和孙家栋开玩笑：“我们算不算‘闪婚’？”孙家栋一点头：“算！”那年“五一”，孙家栋利用假期跑去哈尔滨见魏素萍，只待了20多个小时。这次见面后的100天，两人就签下了一生的“契约”，从此成了孙家栋人生里的另一种“我们”。

婚后3年，魏素萍才调到北京航天总医院，大约猜到了孙家栋是干什么工作的。“那时我们的工作属于绝密，我给她留的通信地址是北京多少号信箱。邓稼先不也是这样？他朋友来家里找他，他夫人说：邓稼先去多少号信箱出差了。”

两人团聚后，依旧是聚少离多。孙家栋待在靶场，常常好几个月不着家。最“离谱”的事有两件。一件是，孙家栋有一回在外屋接电话，门开着，看见妻子在走廊，他想都没想，伸脚就把门关上。妻子难过得不行，打电话还避着我？另一件是，女儿的小名叫“小红”，难得有一次孙家栋回家吃饭，到院子里叫一声“小红”，结果好几个叫“小红”的小朋友跟他回了家。

所有“两弹一星”元勋家庭的牺牲都是相似的，但各有各的浪漫。孙家栋的浪漫是，每次离家时，都画张妻子的鞋样带在身边，这样为她买鞋时，拿出来一比，就知道买多大的了。

2010年8月31日，孙家栋和夫人魏素萍在上海参观世博会太空家园馆。

“我们”的故事总是如此熟悉，这不是孙家栋一个人的故事，而是一代代人传承不绝的故事。把他们的命运连接在一起的，就是那四个字：大国重器。

在采访的最后，孙家栋用沉思的口吻说道：“当年，如果没有‘两弹一星’这些大国重器，中国就生存不下去。现在也是这样的，生存和发展都重要，但国家安全是首要的。我们只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国度，而非一个和平的年代，国家始终需要拿出一定力量来建这些大国重器。”

作者：《环球人物》记者 郑心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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